一樁兇殺震驚全國。
香港女性蔡天鳳遭前夫一家殺害碎尸，手段相當惡劣，落網人數已增至七人。
再加上香港小報的細致渲染，讓人汗毛直豎。
沒想到香港電影里的情節在現實里上演了。
以及。
這個案件又會改編成一部奇案片嗎？
就說最近，口碑頗高的香港三級片《正義回廊》，就改編自真實案件。
2013年香港發生的大角咀雙尸案，兇犯周凱亮攜好友謝臻麟，策劃、謀殺自己的親生父母并分尸。
光碟時代，這些奇案片更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童年陰影。
從中也窺見了香港繁榮之下完全不同的另一面。
兇案沒有停止。
但那個香港奇案片噴涌而出的年代，也許不會再來了。
這個社會，有沒有更加正常呢？
01
殘忍
說吧，小時候你有沒偷偷看過這些錄像帶。
看的時候只覺得驚悚獵奇，但身在內地的我們，并不了解這些案件都真實發生過。
《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》，改編自1985年澳門的八仙飯店滅門案。
《溶尸奇案》，1989年發生的空姐溶尸案。
《羔羊醫生》，大名鼎鼎的雨夜屠夫連環殺人案。
《屯門色魔》，90年代發生在屯門區的連環強奸殺人案。
仔細查查你會發現，所謂的「香港十大奇案」幾乎都有對應的電影，而且有的拍了好幾個版本。
1993年，就一前一后上映了兩部根據空姐溶尸案改編的電影，《溶尸奇案》和《郎心如鐵》。
任達華在不同的電影里演了好幾次「雨夜屠夫」。
奇案之奇，大多在于手段殘忍詭異，偵破過程曲折，聳人聽聞。
連環殺人、虐待、碎尸……
由于香港媒體的極度發達和高度自由，這些兇殺案都被事無巨細地報道出來，成為市民爭相討論的話題。
有熱度，就有噱頭。
于是一批主打「真實還原」的獵奇電影，紛紛誕生。
早年的標題黨大概就是如此：
常規的，比如《香港奇案之紙盒藏尸》。
繪聲繪色，「津津有味」的，有《人頭豆腐湯》《烹夫》《人肉天婦羅》。
在內容上，重點渲染的是兇手恐怖的作案手段。
以至于很多奇案片非常血腥暴力，帶著濃重的cult味。
《郎心如鐵》里受害者的頭在地上直勾勾地盯著觀眾。
《人肉叉燒包》里詳細呈現了男主如何殺害一家人，并將他們做成包子的過程。
雖然如今來看道具和血漿都很假，但地面擺滿一堆殘肢的畫面，還是深深傷害了很多人幼小的心靈。
（假裝有圖）
改編自「hellokitty藏尸案」的《人頭豆腐湯》，詳細呈現了鐵鍋燉頭顱，食用內臟等重口情節。
往往與暴力雙拼的，還有[色.情]。
女性的柔弱和美色被極盡剝削。
比如很多奇案片會直接以「強奸」「奸殺」當做標題和噱頭。
九十年代初期，是奇案片發展的最[高·潮]。
特別是1992至1993年間，以《羔羊醫生》《人肉叉燒包》為代表的奇案三級片，票房達到了1000萬以上，趕上了《英雄本色》和《霸王別姬》。
在1993年，奇案片更創造了歷史。
《人肉叉燒包》捧出了第一個金像獎三級片影帝，《郎心如鐵》則讓吳佳麗成為第一個三級片金馬影后。
這樣的電影無疑是格調不高。
1993年《南華早報》曾批評香港電影市場出現的奇案熱，是片商在滿足觀眾「窺奇求怪」的需求。
但越是俗的，越證明有廣泛的需求。
香港的九十年代，社會心態膨脹、失衡，對未來失去安全感。
奇案片成為一個隱秘的宣泄口。
在這個時候，大家來不及去考慮社會影響，或者受害者家屬的感受。
電影還會大肆渲染，凸顯是「真實改編」。
比如在《羔羊醫生》里，原罪犯林過云將女受害者身體部位切割并制作標本的習慣，被電影用道具極大程度地還原。
林過云，直接改一個字，林過雨。
但為了滿足故事需要，很多情節又都是杜撰的。
影響最惡劣的便是八仙飯店案件里，兇手把尸體做成包子一直都只是傳言，從未證實。
但此片一出，直接引發了港澳兩地的叉燒包滯銷危機。
過分嗎？
當然。
但按照香港法律，只要遵從了分級制度，就可以上映。
至于倫理道德，那處于灰色地帶。
1990-1994年廣州著名兇犯羅樹標連續強奸殺害19名女性，據他交代是受到香港「雨夜屠夫案」三級片的影響，模仿林過云犯罪。
但非常戲劇的是。
香港于1995年以他的故事為藍本，又拍了一部奇案片，還起了一個非常恐怖的名字：《廣州殺人王之人皮日記》。
并且在電影中寫到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。
02
憤怒
香港犯罪電影發展的土壤可以歸結為兩點。
一是高度自由和飛速發展的叢林社會中，光怪陸離的社會事件與黑白難辨的復雜人性。
二是分級制度，又確保了百無禁忌，大膽敢拍。
這樣的環境下誕生的香港奇案片具有兩面性。
它有其殘忍剝削的屬性。
但同時，又成了一把大膽劃開香港光鮮表面的帶血利刃。
49年后，香港電影是對 舊上海電影的翻版與移植，不斷重復才子佳人的故事。
到七十年代城市發展，漸漸開始重視市民文化與當下現實。
能夠引發全港轟動的社會治安事件，無疑是極好的電影題材。
1974年，麥當雄執導了基于香港真實案件改編的電視劇《十大奇案》，獲得巨大成功。
雖然在當時堪稱血腥恐怖，但現在看來很像是尺度大點的法制欄目劇。
同一時期，邵氏拍攝了以著名綁架兇殺案「三狼案」為原型的《天網》。
三狼指三個兇手馬廣燦、李渭及倪秉堅，在59至61年間連續綁架和殺人。
這部電影主旨在當下看來非常樸素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。
電影的一大部分時間并非用來呈現殘忍的作案，而是兇手落網、遭遇審判和行刑的過程，可以說有很重的警示意味。
1976年邵氏乘勝追擊，拍攝了蔡瀾、倪匡參與編劇的電影《十大奇案》。
內含三個故事：《灶底藏尸》《血濺吊頸嶺》和《龍虎武師》。
彼時的奇案片雖然仍以法律教化宣傳為重點，但已然透露出後來的發展方向。
比如開始渲染奇情、情欲，再比如使用恐怖片的拍法。
當然最重要的是。
它展示了一副香港底層畫卷，那些孕育仇恨和暴力的角落。
這也成為後來奇案片撇去各種博人眼球的噱頭之后，統一的底色。
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和開啟分級制度后，電影創作自由度大幅提升。
一方面是觀眾「俗」的獵奇需求。
另一方面，是電影創作者借兇案，刺破社會的假面。
不是說，香港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嗎？
不是說，香港經濟發達，法治與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嗎？
或者，香港真的是個善惡有報，付出就有收獲的公平世界嗎？
奇案片不是只有艷情和剝削，也開始生出反骨。
比如《紙盒藏尸之公審》，改編自1974年發生在香港跑馬地的紙盒藏尸案。
16歲少女被發現藏尸街頭紙盒，嫌疑人為中年男子歐陽炳強。
此案在香港造成轟動的原因，主要在于其法治進程上重大意義，和至今難辨的疑點。
「紙盒藏尸案」是香港法庭首次在沒有證人的情況下，僅憑「科學鑒證」技術便將疑犯定罪，即找到了所謂的「犯罪物證」。
而嫌犯雖被判有罪，但他始終否認自己真正殺了人。
歐陽炳強是否是真兇，如今仍有爭論。
在當時的香港，「科學鑒證」定罪也引發了不小爭議，甚至出現了很多抗議行為。
《紙盒藏尸之公審》雖然有著強奸兇殺的噱頭，但卻在探討「科學鑒證」不成熟的隱患，和法律公正問題。
電影里歐陽是否是真兇變得不再重要。
警方一邊用著國外引進的最新鑒證技術，一邊卻對犯人用著傳統藝能——刑訊逼供。
開頭暴力兇案發生的場所，狹窄陰暗的樓道，是無數底層人每天必經的日常。
就像結尾男主放走的那只蟑螂，不過是在表達那些卑微無奈的命數。
如果紙盒藏尸案存在法律制造冤案的可能，《溶尸奇案》則是在探討另一面。
真實案件中，兩名嫌疑人本被判死刑。
但后又離奇翻供，男嫌疑人被釋放。
那麼，是否存在鉆法律漏洞的可能？
在電影最后，吳鎮宇令人發毛的眼神：
根據香港法律
任何上訴成功人士均不可再被同樣罪名起訴
除非自證有罪
并要有足夠證據證明自己有罪
在那部最著名的《八仙飯店》里，質疑和控訴以一種極端癲狂的方式被展現出來。
表面上，它只是在呈現一種惡心和變態。
但切開皮肉，更切開社會的表象，釋放出沖天的不忿之氣。
不用說，殺人犯黃志恒當然是惡人。
那麼在他對面的人又怎麼樣？
警長，每天帶一個不同的小姐到警局指導工作。
黃志恒殺人手段殘忍。
但警察逼供的方式不遑多讓。
諷刺拉滿的是，警察以辦案為借口又吃又拿還不給錢的叉燒包：
人肉做的。
在全片的[高·潮]——黃志恒夜屠鄭臨一家八口。
小時候看，只被這極度的血腥嚇得捂眼。
但回看，你會發現導演別出心裁地設計了明暗兩條線。
明里，當然是殺人。
暗里，你看。
這是一個極其重男輕女的家庭。
這和命案有關系嗎？
有。
也許它不能決定是否殺人，但卻影響著案情的走向。
因為母親不耐煩地把女兒趕下樓，所以女兒看到了樓下的爭執。
因為兒子吵著要下去，所以才有了接下來：
黃志恒抓住兒子為要挾。
就輕松讓被抓住命根的母親，乖乖找來鋼絲，幫自己綁好了全家人！
雖然我們現在一聯想到《人肉叉燒包》，就會浮現出黃秋生磨刀霍霍的畫面。
但片中黃志恒一開始殺人，用的不是刀，而是用碎玻璃瓶：
和老闆鄭打架時敲碎的。
這說明他殺人并沒有計劃，只是一時動氣，就抄起最近手邊的工具，兇器都顧不上挑選。
他本來只是想報復老闆，沒想過要害他的家人。
一開始殺了人，是無意間失手。
等全部的怒火發泄完后，他才想起來，家里還有四個女兒要解決。
于是換了更順手的工具：
刀。
將她們一個個斬殺。
手法單一，沒有感情，就像平時在叉燒店重復的勞作……
不管是給了她們生命的父母，還是奪走她們生命的兇手。
諷刺的是。
在他們眼里，女兒都同樣地無足輕重，甚至是累贅。
這是導演在血光之中，藏下的一個非常黑色的黑色幽默。
這種人間失衡，善惡無倫的情景，在主流商業片中，只能腹誹。
在三級奇案片中，才能呈現得更淋漓盡致。
03
回歸
隨著新世紀后香港電影的沒落，奇案片也不能幸免。
沒有了那種膨脹癲狂的商業屬性。
奇案片不再突出「奇」。
而是 冷。
2001年，拍出過《人肉叉燒包》的邱禮濤，拍出了《等候董建華發落》。
電影原型案件是1985年的「寶馬山雙尸案」，香港八十年代最嚴重的童黨殺人案。
在香港讀書的一對英國小情侶慘遭一群青少年虐殺，震動全港。
令人發指的是，兩名死者身上的擊傷達到了幾百處之多。
其實早在92年，香港就以此案為藍本拍過一部《寶馬山奇案》。
這部電影走的是傳統三級奇案路線，看它的另一個名字就知道了：
但這一回，拍出過《人肉叉燒包》的邱禮濤一改曾經的瘋狂，變得冷峻克制。
不再大肆渲染殘忍的作案手段。
而是將視角放在了落網之后的少年犯的命運上。
因案發時，有幾位兇手尚未成年，按照當時的法律，要等成年后「待英國女王發落」。
但97年香港回歸，他們的命運又落到了特首董建華的手上。
在時代劇變的當口，這些少年犯如何定刑，唯有漫長地等待。
導演借著少年犯的命運，表達著更復雜的情緒。
2009年，許鞍華導演以2004年的天水圍滅門案為原型，拍攝了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。
一個來自內地農村的女子，如何在香港因丈夫家暴反復求助無門，最終和孩子一起被丈夫殘忍殺害的故事。
當年案發時，香港媒體曾稱其為「人倫慘劇」。
但在許鞍華這里，此案顯然不是什麼家庭情感倫理糾紛。
電影鏡頭記錄了香港政府對處理家暴問題鋪天蓋地的宣傳。
可到了實際中，女主又一次次沒有得到關鍵切實的庇佑。
她最后一次回去接女兒時尋求警察幫助，但警察以家庭糾紛為由拒絕陪同，才最終導致了一家人命喪黃泉。
電影里，許鞍華尖銳地表達了對權力機關虛偽的控訴與不信任。
再到2015年，以湖南少女王嘉梅命案改編的電影《踏血尋梅》。
橫掃金像獎13項提名，被視為港片本土精神的再現。
《踏血尋梅》的尺度當然夠大，夠三級。
它有大量的[性.愛]場景和毀壞尸體的血腥鏡頭。
但這些鏡頭又并非是渲染和挑逗式的，而以非常冷峻寫實的視角透露著殘酷和悲哀。
這個來自內地的底層移民女孩，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，有著怎麼樣的心境。
就像佳梅和她愛上的那位嫖客幾次在酒店里的所謂「[大尺度]情節」，就足夠明顯：
佳梅處于鏡頭下方，呈躺倒的姿勢，男人站起，用水將她淋濕。
雖然佳梅表情并無不悅，但這種低姿態，順從地「接受」他將欲望放入自己的身體里，畫面里，一上一下，也暗喻了兩個人在感情上的不平等。
接著，他們在浴缸邊的動作，更值得細看。
佳梅的兩個手被箍在身后，像是獻祭給男人的獵物。
而下一個鏡頭，是佳梅的手摸著花灑，她享受著與這個男人的親吻、愛撫，她與這個男人「無償」的性關系里，獲得了虛妄的滿足感。
一如她在這座毫無歸屬感的城市里，想要尋求的人生。
港片在拍犯罪時，犯罪行為本身，從來只是各種視角的出發點。
不論是《等候董建華發落》里，內地移民的母親對女兒傷心地說：「是你要帶我來香港的，還說這里是天堂，這里沒有一個好人，連你也是一樣。」
《天水圍》里對媒體撒謊的警察。
還是《踏血尋梅》里表達的那種絕望感。
以及《正義回廊》里，媒體為搏版面的瘋狂。
它們都在控訴著不同的「香港病」。
你會發現，新世紀以來，香港奇案片在淡化曾經的獵奇屬性，更植根于香港的現實問題。
甚至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，如果曾經的奇案片還在試圖用激烈地方式進行規勸和批判。
如今的奇案片，比往日更顯出背水一戰的悲壯氣息。
由于分級問題這些電影不存在于大陸上映的考量，所以，這些曾經邊緣化的「三級片」，反而在如今承擔起了香港電影本土性表達的重擔。
但互聯網時代，一部電影招致的輿論反饋是非常及時的。
是否對受害者極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話題，也會全程受到輿論的跟蹤。
去年，根據操場埋尸案改編的掃黑除惡電影《操場》一經立項便遭到了家屬起訴，稱未獲得家屬授權，擔心亂編。
2018年時，韓國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電影《暗數殺人》遭到家屬起訴，稱未取得同意，且片中的作案手法過于細節還原，導致二次傷害，最終制片方親自向家屬道歉才最終達成和解。
且不說是刺痛大眾神經的極端案件。
就連張婉婷為母校幾個女生拍攝的成長紀錄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在香港上映后廣受好評，不少人從中看到了自己真實的青春經歷，豆瓣上打出9.1分。
但上映后，片中的受訪對象突然在網上和媒體上爆料，紀錄片的公映并未得到他們允許，并涉及侵犯隱私，在爭議下導演選擇暫停放映。
公民的隱私，與導演的表達，邊界應該怎樣劃分？
在今天的互聯網文化下。
輿論正在博弈出一個新的規則。
相應的，過去香港奇案片的那種百無禁忌、極盡過火的面貌，很可能難以重現了。
就如今天的蔡天鳳。
同樣是血色的罪案細節，在爆炸式的傳播后，很快引來反感，網友紛紛指責這種做法為「嗜血」。
不同的傳播法則，影響了民眾對暴力內容的容忍度。
新的電影創作環境，也決定了電影能呈現的尺度。
畢竟對于我們社會而言。
阻止案件曝光是相對容易的。
——比阻止案件發生容易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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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助理：M就是兇手
